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，是抗战开始后高校内迁、始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，由国立清华大学、国立北京大学、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合并。在当时艰苦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下，联大保存了抗战时期的重要科研力量，培养了大批人才，为中国的战后重建做出了贡献。
陈寅恪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钱钟书、沈从文、吴晗、钱穆、冯友兰、金岳霖、朱光潜、许渊冲、陈省身、华罗庚、费孝通、吴有训、傅斯年等均在西南联大任教。邓稼先、杨振宁、李政道、汪曾祺、穆旦等都曾在联大求学。了解西南联大的历史及影响，对当代高校教育有深刻意义。
今年是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80周年，本书了西南联大博物馆的鼎力支持，书中的受访人包括：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，闻一多之孙闻黎明，西南联大研究者吴宝璋等。书中含逾百张联大历史资料照片，从联大的建校、发展阶段、办学及生活条件、知名人物及成就等方面，为读者完全呈现西南联大的历史沿革及办学成就。
1937年，随着抗日战争爆发，延续文脉亦成为了战时一大要务。据清华大学的档案记载，1937年8月，民国教育部有一份《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》，其中说到“政府为使抗敌其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至无处效力，各校学生不至失学，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，特选定适当地点筹设临时大学若干所”。这份草案计划成立一至三所临时大学，区设在长沙，第二区设在西安，第三区则是“地址仍在选择中”。 8月28日，教育部下了一道密谕，“指定张委员伯苓、梅委员贻琦、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”。
1935年“华北事变”后，平津的局势就已经紧张开来。高校是先进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，一向对局势敏感。那时的中国学生运动又有着相当的自由度和影响力，日本侵略者对高校从未放松过警惕。1935年，北大校长蒋梦麟便只身被唤到日军军营，演了一出“单骑退回纥”的好戏。面对时局，平津的高校早已纷纷做着一旦战事开启便迁移至别处的打算。
清华大学的态度为坚决。一来是因为清华本身即为留美预读，亲美的立场显然不肯向日本作出任何妥协，日本也不会对清华“宽大”处理。二来则缘于清华校长梅贻琦个人的决策。梅贻琦是理工出身，不善辞令，个性低调，但执行力强，做事缜密有计划。早在1935年，梅贻琦便安排清华大学将物资和设置陆续南移。1937年，清华大学与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商议好，如果时局有变，大学需求南迁，长沙一定全力支持。
与清华的谋定后动相反，北平（京）大学多少有些举棋不定。这也可以理解，北大在中国的高校中历史为悠久，其名号便让该校师生充满了“上京庠序”的优越感。很难想象，离开了北京，北大何以被称为北大？北大的校长蒋梦麟是江南才子，自身也有一丝文人习气。1933年长城战役后，北大曾把物资运往南方，以备不时之患。而时局和缓之后，北大就又把这批物资运了回来。可以说，是走是留，这几年蒋梦麟的想法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。“卢沟桥事变”发生时，北大有影响力的两个人——校长蒋梦麟与文学院院长胡适均不在北平，实际主持校政的是秘书长郑天挺。一时群龙无首，北大师生可说是“各自为政”“仓皇出奔”。对于联合办学，蒋梦麟起先也不是很愿意，还是清华出身的胡适说服了他，方才同意联合办学。
南开大学就没有这么多顾虑。南开的校训是“允公允能，日新月异”，强调学生学以致用、服务社会，南开的学生参加运动向来积极。校长张伯苓本人是老一辈的爱国教育家，出身北洋水师学堂，民族观念很重，南开的反日倾向也多少受此影响。九一八事变前，南开的学生有一次居然在日本军官面前喊抗日口号，日军要求张伯苓好好教训学生。张伯苓把为首的学生叫到办公室，只“训”了学生四句话：“你们讨厌，你们讨厌得好，你们下次还要这么讨厌，你们下次要更巧妙地讨厌。”在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不久，张伯苓就料到南开有不保之虞，他说：“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，战端一开，难以保全。保不住就不保了，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。”果然，不久之后南开大学被日本毁为平地，张伯苓听闻消息，表示“敌人此次轰炸南开，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，而南开之精神，将因此而愈益奋励！”并且，南开对于日军，不但有“国仇”，还有“家恨”。1938年，身为空军飞行员的张伯苓四子张锡祜在与日军的作战中牺牲，年仅25岁。于公于私，南开都是一定要转移后方，与日军周旋到底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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